姜纬（Wei Jiang）教授目前在美国埃默里大学Goizueta商学院担任Asa Griggs Candler讲席教授, 哈佛大学法学院公司治理中心资深研究员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法律和经济学部以及公司金融部研究员。她目前是美国金融研究学会（SFS）主席。2022年之前姜纬（Wei Jiang）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Arthur F. Burns 自由企业竞争讲席教授。
姜纬曾是复旦大学历史上唯一的一届少年班的学员, 本科、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师从洪文达教授。在研究生阶段，姜纬曾在“福特班”学习。2001年姜纬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她在埃默里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商学院、沃顿商学院和加州伯克利哈斯商学院执教多个硕士、MBA/EMBA和博士课程，包括《公司财务》（初级和高级），《公司治理》，《中国商务环境》，《金融实证研究方法》和《计量经济学》，姜纬教授先后七次荣获教学卓越奖。
姜纬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聚焦于机构投资者在企业决策和金融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科技对金融市场和体系的重塑作用。她的研究成果发表于顶尖经济学、金融学、和法学学术期刊，获得数十项最佳论文和杰出研究者奖。她曾经担任金融领域“三大杂志”之一《金融研究评论》主编、《管理科学》主编和《金融学杂志》副主编, 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主管教学)。姜纬教授的研究综述和评论经常出现在各大媒体，包括《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机构投资者》、和《纽约时报》等。
生平：漫步在好奇心与安全感之间
注：来源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18年对姜纬的专访，新经济学家智库在此基础上略有增删。
“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已然被切割成一个个碎片，我们不可能也不会想回到碎片化之前的那个田园牧歌时代，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商学院的副院长，姜纬的生活是异常忙碌的，但她从不允许时间在碎片中迷失，在她看来，生活是自己的，工作是自己的，把生活过到最为充实，把工作做到最有效率，责任只属于自己。”
一、30岁之前不知道什么叫压力
“一直到去芝加哥大学攻博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压力。”回望来路，姜纬如是说。
姜纬的父母都是浙江大学教职工，从小耳濡目染，尊师重教。父亲晚饭后就坐下来看书研究，她从小跟着养成了这个习惯。“我的家风就是勤奋努力，好好学习，有空余的时间一定花在学习上”。她是个让父母省心的孩子，次次考试班级第一，时间长了父母基本不再干涉她的选择。
自小聪慧成绩好，姜纬没有在应试教育中感到压力，也没浪费时间。她打下了坚实的学科基础，顺利考入名校；连升两级，免去了漫长的备考和重复的考试。高一那年，根据五科综合成绩择优录取，姜纬进入了复旦的少年班。“我得到中国应试教育所有的益处又避免了它的缺点。”
选择经济学就读则是出于“无知”。作为中学的全能型选手，姜纬兴趣广泛并不偏科，于是选了一门有新鲜感的学科。“经济学的话题和思考方式很有吸引力，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年轻的世界经济系国际化的风格吸引了她，“1985年的年轻人都向往国外，中国人均GDP只有300美元，美国是20，000美元，大家都想知道中国落后在哪里。”
姜纬研究生期间进入复旦大学的“福特班”就读，据他的同班同学徐剑钧回忆：“姜纬教授当时是我们班的课代表，极其聪明。因福特班授课是全英文，教材和老师讲的内容都非常深奥，但姜纬看起来学的非常轻松自如，每当老师课堂提问时，她总是用流利纯正的英语回答的正确无误。有位叫Albert 的教授很喜欢提问，姜纬每次回答都让Albert 满意到极致，几次他激动地念念有词：Wonderful, I want to kiss your feet, I want to kiss your feet ! 并作出似乎要下蹲的动作，大家对姜纬的佩服油然而生。”
（“福特班”：国家教育委员会在1985年至1996年在人民大学，后来又于1988至1993年在复旦大学举办一年期的经济学培训班，每班由全国重点高校选拔出来的约50位研究生参加，先后培养了618名学生。因其中用到的外汇支出大部分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支持，简称“福特班”。）
在复旦的生活是轻松而充实的。姜纬在大学似乎并没有感受到什么竞争压力，反而对同学们多元的价值取向印象深刻，大家天马行空地讨论问题，每个人都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姜纬对那时复旦的学风很欣赏：“大学就是应该让最聪明的年轻人相互交流、相互碰撞，但又没有体系把人装到固定轨道里。”
她总是最短的时间把功课学到最好，余下时间就看其他学科的书。她比大部分同学小三岁，但并没有出现什么不适应，和同寝室的同学关系十分融洽，至今联系密切。同学眼中，她是个直率而简单的人，“只要安全感正常，和大家坦然相处 ，就没有处理不好的人际关系。”
姜纬在复旦关系最好的老师是洪文达教授，读硕士期间她每个月都去和洪老师聊聊天，洪老师并不会和她讨论太多具体问题，只是不断提醒她要自省，问她“这个月有什么新想法？上个月你是那么想的，校准过后怎么想呢？”二十多年后，姜纬说，学到的知识忘记了很多，但老师们的关切依然记得，“洪老师一直在提醒我要做一个有目标的人”。1992年姜纬获得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2年至1994年留校任教。
当年有人曾问沈从文：为什么当时条件环境那么苦，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的总和？沈从文回答了两字：自由。谢希德校长时期的复旦非常自由、宽松，如另一位经济学院校友、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教授方汉明形容的，“那时的复旦是理想主义的”。对于大学教育，灌输知识永远不是最重要的，思维能力和视野才能决定人能走多远。
二、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一路走来的好学生并非就没有困惑，学生时代的姜纬顺风顺水，波澜不惊，然而她并未明确感知到自己的使命，没有找到人生目标，对于以后的人生颇有些随遇而安。在这之前，她和所有的同龄精英一样，抓住了眼前最好的就业机会：投行。
当年去投行门槛高、收入高，出于年轻人的虚荣心和对新职业的好奇，姜纬在英国保诚集团（Prudential）工作了三年。和学习功课一样，她对待工作从不马虎，总是把手头的每一件事做到最好。投行的训练塑造了她自律、严谨的工作习惯，“有期限就是有期限，工作一定要按时完成；PPT 、Excel都要一丝不苟，逗号就是逗号，句号就是句号”。
但是她和同事们并不完全一样，她还是跟着兴趣在走，当她发现更大的兴趣时会毫不犹豫地转身。“我在大学毕业时给自己设定的人生底线就是任何理想追求都必须建立在个人经济独立之上。正是如此，我才觉得自己幸运，因为此后在我所做的重要的决策中，包括职业选择，金钱恰恰都不是决定性因素。”她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16届毕业典礼致辞中说道。
投行的工作的确需要智商、情商和创造力，但和学术研究比起来探索周期短，追求的是短期效果，缺少持续关注一个问题的热情。去投行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是谁，职场三年却促使她发现了自己所钟爱的志业，最终走上学术道路，因为这份工作没有结束期，需要持之以恒地探索。
机会总是在不经意间来临，但只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顿·米勒访问上海，需要招募一名经济学背景的随行翻译，“那年头，在上海滩找一个经济学好、英语也好的年轻人不容易”，鹤立鸡群，姜纬得到了这个机会，这也成为她学术道路的突破口。
在姜纬的回忆中，米勒教授的表达条理分明，她的翻译轻松流畅，愉快的合作令她获益匪浅。短短几天的相处，米勒教授对这位年轻的中国助手印象深刻，她专业知识过硬、英语流利，更重要的是思路灵活、理解能力出色，对待细节一丝不苟，这正是一名优秀经济学者所必需的潜质。
临行前，米勒教授郑重地问她：“没有考虑去读博士吗？来芝加哥怎么样？”
于是，姜纬进入了世界最好的经济学博士项目之一，成为默顿·米勒的关门弟子，接受了严格的经济学理论与工具训练。芝加哥大学有现代经济学的殿堂级配置，姜纬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评委中有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名家的言传身教让她逐渐成为了一个成熟的学者。2001年，她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三、好学术就是多问一个问题
是什么会让她产生压力呢？采访中，姜纬提到最多的是：原创性研究不是训练出来的。这是她的压力，也是她的动力。“所谓原创性研究，要能够在一流的学术杂志上发文章，必须能够说明一个别人还没有探索过的问题，并且以非常优雅的方式表现出来，挑战性非常高”。姜纬博士毕业以后到哥伦比亚大学做助理教授，开始感受到学术圈的压力：既给要求非常高的MBA学生教课，又要不停做原创性研究。
她说不要将学术研究当作一份“自由清闲”的好差事，所有的工作想做好都很辛苦，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每周工作60-70小时，学术研究也一样。这种压力在她身上大概持续了4到5年的时间，直到她找到自己的节奏，适应了高强度的学术生活。
学术研究是思考者的本位，如果没有这样的偏好和禀赋就不应当从事这份职业。她觉得东亚社会总是把博士学历当作一种社会资本，常常造成资源错配。但博士不应是其他职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追求权力的人、追求高资本回报率的人没有必要读博士，因为读博士的五六年如果用来发展自己感兴趣的职业可能效率更高。她也奉劝那些从小就是学霸的好学生不要跟着惯性就去读博士，而是停下来想想自己真正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再选择。
“培训机构可以把学生训练成托福高分，但没有任何学校的任何训练可以保证培养出好的学者。原创性的科学研究没有一个训练班可以给训练出来，就好像脱离学校之后没有一个网可以罩着你，人就突然放在一个自由空气里面发展，有些人能出来，有些人出不来。”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姜纬直言不讳地批评不少学生批判性思考能力不足。她曾让学生帮她校对文章，但是学生甚至连最基本的拼写错误都没有指出来，并不是学生的能力不行或者态度不认真，而是他们没有质疑的习惯，更不敢批评自己的导师。她认为中国大学的课堂需要